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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未来中国亟需面对的“四大问题”》，作者是中国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吴晓林。摘编如下：

　　最近中共中央通过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国发展到新阶段后对社会变化做出的新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经济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中共在文化改革上的努力，似乎能够说明上述道理。但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除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外，还存在四个亟需应对的背景式问题，这四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回应，那么政治体系、社会安全甚至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要受到掣肘。

　　一是要应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当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大陆在2010年城市化率约为47%。按照模型预测，2009－2020年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可以推算，城市化的临界点极有可能在2013-2015年间出现。

　　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是全新的经验，挑战也是结构性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化临界点出现的时期往往是社会问题多发时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四大冲突：一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城市化的扩展肯定会带来人地之争、人与环境之争，人类对城市化生活的盲目选择，甚至到了“筑城为牢”的地步；二是“道德文化冲突”，城市化往往会加剧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的躁动，各色人等集中向城市流动，促使城市成为“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中心地带，城市很容易成为“犯罪、毒品、暴力、色情”的集聚区域；三是“阶层（种族）冲突”，城市化既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将贫富差距带到了城市前沿，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条件下，极易引发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四是“官民冲突”，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恰恰又是城市管理体制再造的时代，面对城市发展对公共事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官员极易受到利益驱动，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造成利益垄断和对普通市民利益的冲击，久而久之就会引发较强的官民冲突。可以预想，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将是全面的、深刻的和根本上的挑战。

　　二是要应对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又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增长，中国社会已经转向“重度老龄化”。目前，中国大陆老龄化已经达到13.26%，农村老龄化尤其严重，达到了15.4%。到本世纪中叶，将有4.38亿老年公民，这大大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长命百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但是在“长寿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显然并未做好足够的应对，甚至出现了“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没有准备就进入老龄化时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全面跟进、养老金准备不足、国家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传统养老方式不断受到冲击，老年事业无法得到全面发展。人们在期盼长寿和恐惧老龄化压力的悖论中，战战兢兢地行走在风险社会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