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陈毅、粟裕到达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诚惶诚恐的粟裕先去拜见朱德，希望先听取朱德的意见，长期与最高领导层缺乏交道的粟裕显然不很熟悉朱德的风格，朱德只是鼓励他在会议上按照自己心里想的说就是，粟裕不知道这实际就是朱德已经支持他了。第二天，五大书记以及陈毅、粟裕、聂荣臻、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开会，核心的议题就是讨论粟裕的意见。第一次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的粟裕非常紧张，加以在他汇报自己想法时不时有人以近乎居高临下的态度插话询问，更加重了他的压力。由于南下是由毛泽东决策的，是毛泽东第二个“千里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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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邓的第一个“跃进”又是被吹嘘为无比英明的，因此，周恩来等人对粟裕采取了严厉的质问态度。粟裕汇报过以后，一片沉寂。粟裕虽然说是应该暂缓渡江南下，但实际等于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朱德，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粟裕，在场者中的最高军事权威只能是朱德。如果否定，朱德足以让粟裕心服；如果肯定，则朱德足以让毛泽东改变决策。朱德表态了，支持了粟裕，认为解放军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但南下可以作为以后考虑的方案，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朱德的态度既强有力地否定了毛泽东，也给了毛泽东面子，肯定了毛泽东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质上等于废话，因为，解放军要全面击败国军，最终自然是要向南发展的，粟裕与毛泽东之争并不在这一趋势性的方针上，而是在眼前是否应该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扭转中原战局的问题。朱德肯定粟裕之后，其他人的立场也就动摇，毛泽东则做了次“明君”，在保持自己面子的前提下容纳了粟裕意见。之后又陆续开了几次会。刘少奇认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解放军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必须义无反顾，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认为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釆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任弼时认为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胜利快慢之一条。可见，虽然接受了粟裕的意见，但他们有着很大保留，甚至只愿意给中原作战有限的期限，根本上仍然维持毛泽东原有主张。
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明也聪明得多，他之所以能在粟裕对南下提出异议后予以容忍，一来粟裕的异议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压力，二来刘、邓的窘况也越来越证明了南下不可行，毛泽东终于意识到了眼前的战争已经完全不同，大兵团作战还想搞“兜圈子”将是非常荒唐的。朱德提醒“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和后勤问题，实际已经指出了大兵团作战与游击战的关键性区别，而粟裕对南下后十万大军将面临到的惨象的描述实际正是涉及到了重兵和后勤这两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后勤配套和将重兵改变为缺乏战斗力的轻兵，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对于他来说的新的战争模式，因此，不仅接纳了粟裕的主张，而且也同时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将所部残军调出大别山，到中原与陈、粟大军会合作战。毛泽东枭雄本色非同寻常，一方面他仍然强调“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正确，维持自己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果断改变思路，很明显地不满意刘伯承没有象粟裕一样能够在“跃进”前进行异议，导致重大的战略失误，不仅提出要用粟裕取代平庸的陈毅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而且要把刘伯承部兵力归属粟裕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才是毛泽东在内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手笔。惶恐不安的粟裕不敢接受毛泽东这一破格提拔，客观上其中的压力特别是陈毅在华东野战军中庞大势力可能发生的逆反情绪也远不是粟裕所能够扛得住的，最后，陈毅转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保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职务，到刘、邓处工作，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名义上受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组合的集体领导，实际就是独立指挥华东野战军并按照作战需要指挥刘、邓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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